古代铜山参将府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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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谈起东山历史,自然谈起铜山古城,多数人只记得与古城联系密切的守御千户所,而淡忘了在军事上真正发挥作用的参将府。铜山千户所建于洪武二十年(1387),然而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8),千户所署居然倒塌了,《铜山志》记载:“至成化间倾圮。(1)”

  要多长时间没人居住,多长时间荒废,才导致一座军事指挥所倒塌,说明卫所制度早已名存实亡。这和腐败无关,天下太平日久,前线无战事,军备也就松懈了。任何事物,有压力才有应激机制。

  明朝有两个军事强盛时期,一个是明初洪武和永乐年间,另一个是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嘉靖年间,倭寇猖獗犯边,刺激朝廷大力加强东南沿海防卫力量,出现了战无不胜的戚家军,也建立了强大的水师。

  嘉靖三十八年(1559),朝廷合并了水师和陆军指挥权,把福建分为南、北、中三路,设水陆参将,隶属福建省指挥使司。“三十八年(1559),巡抚刘焘题请福建分为南、北、中三路,以漳州为南路,参将并水陆为一,辖铜山、浯屿等处。(2)”

  《东山县志》(民国版)记载:“漳州为南路,辖漳州、镇海二卫,并浯屿、铜山二寨。前部左营即铜山浙兵,前部右营即陆鳌土兵,每汛期常驻铜山。万历三十年(1602)移鹭门。(3)”铜山浙兵指万历九年(1581)在铜山五里亭设立的浙兵营,隶属南路参将,官兵450人,设把总一人,管辖从铜山到诏安一带的军事要地。

  福建南路参将府本部设在漳州,万历三十年迁到鹭门,鹭门即厦门。不管在漳州还是在厦门,每逢汛期,南路参将必须驻防铜山,所以在铜山也建有参将府。

  铜山参将府是福建南路参将的汛期指挥机关,行使督察备倭、指挥作战的职能。那时,“参将府则两汛驻防焉,海防馆则两汛按临焉。若分主道巡海道、巡历厅则暂修所为行台,或县令时至,则驻防馆内。(4)”

  从这段记载看,武官住在参将府,文官住在海防馆。巡海道、巡历厅的官员也经常来到铜山城,以至于要临时修建“行台”为办公场所。可见当年铜山城簪缨相望,冠盖云集。

  几年前,在铜陵顶街王氏古厝中发现了一块明代残碑。残碑用质地良好的梁山青石制成,高80厘米,宽60厘米,厚10厘米,下有二足,左上方一角残缺。

  正面刻字:“钦差巡抚福建右佥都御史赵克怀、巡抚福建监察御史杨四知、□□漳南道福建布政司参议甘来学、□□□□□建按察使副使邹墀。”背面刻字:“□□知府周铎、同知周裔登、推官聂应科、漳浦县知县王命爵。(5)”

  用现代职衔类比,他们分别是中纪委副书记赵克怀、省纪委书记杨四知、分管副省长甘来学、省公安厅副厅长邹墀。漳州市长周铎、副市长周裔登、司法局长聂应科、漳浦县长王命爵。立碑时间和其他内容已经损坏。《漳浦县志》记载,周铎万历九年(1581)任漳州知府。王命爵万历十年(1582)任漳浦县令。由此推断,大约在万历十年或以后,这些官员来到铜山城检查抗倭防务工作,住在城里的临时“行台”,这反映了铜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2、

  什么是汛期?适合航行的季节为汛期,反之为非汛期。在依靠风帆为动力的古代,由于受到风向和风力的影响,并不是所有时间都适合航行。台湾海峡每年10月至翌年3月多东北季风,风力达4~5级,有时6级以上。5至9月多西南季风,风力3级左右,而且7至9月多热带风暴和台风。

  每年春秋季节,倭寇南下琉球群岛,视其风向选择袭扰地点。东北风多,便直接进犯浙江;东风多,则选择攻击福建;北风多,就南下奔袭广东。夏天台风盛行,冬天风高浪急,不利于倭船航行。朝廷根据倭寇活动规律制定汛期,规定春汛从三月十五日开始至六月十五日止,秋汛从九月十五日开始至十一月十五日止,是为春秋两汛。按此计算,福建南路参将一年有五个月住在铜山城。每逢汛期,铜山水寨官兵“分哨四出,各防险要。”“非汛期则团泊寨澳,轮番出哨。”从浯屿到诏安梅岭的广阔海域,都是铜山水师的汛地,即警戒防守的水域。

  《铜山志》载:“参将府,益齐呼公建,又以西北旷地许民请佃居住,不征其税。天启丁卯(1627)被海盗烧毁。参将赵廷支府银三百,暂建于城内仓厂,今守备衙是其处也。(6)”

  这座参将府在什么地方呢?各种版本的东山志书都没有记载,民国版《东山县志》更是说:“其址莫考。(7)”从《铜山志》记载看,参将府的西北面有空地可以让百姓耕作和居住,并以“不征其税”为措施,鼓励百姓移居。说明参将府在城外,很可能在西门澳水寨兵营附近一带。从“暂建于城内仓厂”推测,与城内相对的是城外,因而,早期的参将府应当在城外。

  明朝初年,铜山所城内建有名为“永聚仓”的粮食仓库,分为“天地玄黄”四个单元,其位置在现在城内公园原址。天启七年,郑芝龙率舰队袭击金门、厦门、漳浦、铜山和广东沿海,纵横东南海上,所向披靡。铜山的参将府、水寨署、浙兵营均被烧毁,铜山城因其三面环海,城防坚固,幸免于难。

  崇祯年间,参将赵廷考虑到城外不安全,把粮食仓库移到别处,在“城内仓厂”原址修建新的参将府。《铜山志》还说赵廷“改仓厂为总兵府署,仓移他所。清康熙三年(1664)播迁焚圮。雍正十二年(1734)任文龙修葺之,并增三间于衙左,后守备官住焉。(8)”

  把城外的参将府搬到城内,怎么就变成了总兵府?崇祯年间,铜山并没有总兵级别的军事机构。总兵府的出现,是明亡以后的事情。很明显这是《铜山志》错误记载,而《东山县志》以讹传讹。

  3、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的四十年间,是铜山战火纷飞的年代,郑氏集团与清政府在此反复争夺,几易其手。根据《台湾外志》记载,铜山一直由隆武皇帝任命的平虏将军朱寿驻守。朱寿是铜山人,他管辖厦门以南,南澳以北地区。民国版《东山县志》记载:“朱寿,水师总兵,封平湖伯。(9)”平湖伯,应为平虏伯,取扫平鞑虏之意。在清朝,凡是前朝污蔑满族的字眼均以相近文字代之。朱寿以总兵身份住在参将府,因而改称总兵府。

  顺治八年(1651)三月,郑成功派遣张进以都督身份取代朱寿驻防铜山城。“顺治八年辛卯……三月,……张进代朱寿守铜山,陈霸守南澳。(10)”南明割据政权为了延揽人才,大量封官加爵,稍微有点能力,就封为总兵伯爵之类的,含金量并不高。朱寿贵为总兵,张进身为都督,其实他们手下没有多少兵,否则,后来郑成功也不用派郭义、蔡禄带兵到铜山协防。

  许多人认为张进的官邸在现在图书馆位置。其实他住在城内参将府,他驻防铜山期间,其官邸应称为都督府。《台湾外志》的记载提供了都督府在城内的证据。1661年,郭义、蔡禄密谋降清,带兵入城,控制四个城门,门卫向张进报告郭义、蔡禄反了。“进忙坏其印,却从后门登山,向北而走。(11)”他准备越过城墙,乘船逃走,看到没有船,只好返回。这些描述说明张进住在城内,也符合参将府的地理方位。

  康熙三年(1664)迁界,铜山城“摧城焚屋,致二百六十余年花锦文献之地,一旦邱墟。(12)”参将府因为张进引爆炸药的损坏,也因为迁界的焚毁,成为一片废墟。

  明朝的南路参将是汛期驻防,参将府不是常设军事机构。清朝的铜山参将府是常设的守备衙署,说明海上防卫的加强。而且,为了统一台湾,清政府一度在铜山设立总兵府和部院衙门,作为对台作战的指挥总部。

  民国版《东山县志》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副将詹六奇率民复界,以演武亭厅为衙署。旋总兵黄镐更筑西厅边房。”演武亭厅就是今天的图书馆,刚开始作为詹六奇的副将衙署,不久后,总兵黄镐驻防铜山,副将署升级为总兵府,也称为总镇衙。镇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师级。

  黄镐是水师总兵,下辖中、左、右三营和城守营,营略低于现代军队的团级。每营1000人,共4000人。其中中军营衙署设在石狮埕西边,《铜山志》记载:“中营衙在石狮埕右。(13)”根据左东右西原则,右边即西边。后续东山志书都省略了“右”字,造成确切位置的偏差。

  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昌继任总兵,至康熙二十三年结束。即从1680至1684年,现在的图书馆位置是总兵府。

  4、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统一台湾后,朝廷迅速裁军,降低铜山军事级别。康熙二十三年(1684),裁去一营,改镇为协,设副将,总镇衙降格为副将署。协相当于现代军队的旅级。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调整军事布局,南澳升格为总兵,管辖闽南、台湾、粤东海域军事。这就是民间俗称“南澳总兵管二省”的来历。这年铜山又裁去一营。

  康熙三十年(1691),铜山再次降低规格,又裁去一营,改协为营,撤销副将,降一级设游击将军。这样,铜山只剩下一个营,共有官兵984人,其中分防悬钟310人。把石狮埕西边的中军衙署搬到原副将署,即今天的图书馆。第二年,中军衙署废弃不用。从1680至1691年,共12年,石狮埕西边是游击将军衙署所在地。

  康熙四十八年(1709),铜山驻防升了半级,从游击升为参将,调汀州兵216人,补足1200人兵额(14)。把石狮埕西边的原中军衙署,改建为守备衙署,即参将府。那一带地势比较高,后来渐渐有了民居,人们以衙署为参照物,称呼那里为“衙顶”。直到现在,“衙顶”仍然是铜陵的专属地名,即现在孙家大院及周边地段。

  康熙五十七年(1718),参将郑耀祖“详请变卖,将银起盖城内参将府署地,而此遂为民居。(15)”这也间接证明原参将府在迁界时被焚毁,变成废墟,现在必须重新起盖。此后,参将府一直在城内,没有变动地址。雍正十二年(1734),参将任文龙修缮城内原参将府,并且扩大规模,“增筑三间于衙左”。

  从1709年到清朝结束的二百年间,铜山一直是参将驻守,兵额1200人。新中国建立之初,驻防东山的公安80团,兵员也是1200人左右。

  民国版《东山县志》记录了从雍正二年(1724)至宣统三年(1911)的187年间,共有125名参将在铜山任职(16),平均任期一年半。清政府担心武将掌兵,日久专权,因而调动相当频繁,一般任期一到两年,任期四五年的极少数。

  这些参将中,铜山籍人士有:朱昌明、朱廷谟、黄国哲、余定邦。任守备的铜山籍人士有:朱廷美、郭珊、黄定国、汪振扬、沈大超、朱振荣、黄鸣凤、朱辉山(17)。参将是统兵官,正三品,守备管理营务和粮饷,正五品。

  “民国元年(1912),福建都督派李心田为铜山参将。……民国二年,裁参将守备,改由军队驻防(18)。”从此,铜山结束了参将驻防的历史。

  1918年,东山大地震后,时任县知事孔宪洛把参将府改建为县政府。1939年县政府全部被日本飞机炸毁,1941年县长楼胜利以县政府遗址改建为中正公园,公园里耸立着纪念东山抗战的献机纪念碑。现在,“公园”成为地名指称,也成为当地社区的名字,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那里曾经是威名赫赫的铜山参将府了。

  注释:

  (1)陈振藻《铜山志》51页

  (2)陈元麟《海防记》。《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艺文》

  (3)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72页

  (4)陈振藻《铜山志》51页

  (5)黄炳钦《东山惊现明代官方纪事残碑揭开漳州知府的秘密》

  (6)陈振藻《铜山志》52页

  (7)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365页

  (8)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360页

  (9)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171页

  (10)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六第95页

  (11)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十一第167页

  (12)陈振藻《铜山志》3页

  (13)陈振藻《铜山志》54页

  (14)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74页

  (15)陈振藻《铜山志》54页

  (16)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02—207页

  (17)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173—175页

  (18)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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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陈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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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19.07.24 17:01*

  字数 4316

  

  1、

  谈起东山历史,自然谈起铜山古城,多数人只记得与古城联系密切的守御千户所,而淡忘了在军事上真正发挥作用的参将府。铜山千户所建于洪武二十年(1387),然而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8),千户所署居然倒塌了,《铜山志》记载:“至成化间倾圮。(1)”

  要多长时间没人居住,多长时间荒废,才导致一座军事指挥所倒塌,说明卫所制度早已名存实亡。这和腐败无关,天下太平日久,前线无战事,军备也就松懈了。任何事物,有压力才有应激机制。

  明朝有两个军事强盛时期,一个是明初洪武和永乐年间,另一个是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嘉靖年间,倭寇猖獗犯边,刺激朝廷大力加强东南沿海防卫力量,出现了战无不胜的戚家军,也建立了强大的水师。

  嘉靖三十八年(1559),朝廷合并了水师和陆军指挥权,把福建分为南、北、中三路,设水陆参将,隶属福建省指挥使司。“三十八年(1559),巡抚刘焘题请福建分为南、北、中三路,以漳州为南路,参将并水陆为一,辖铜山、浯屿等处。(2)”

  《东山县志》(民国版)记载:“漳州为南路,辖漳州、镇海二卫,并浯屿、铜山二寨。前部左营即铜山浙兵,前部右营即陆鳌土兵,每汛期常驻铜山。万历三十年(1602)移鹭门。(3)”铜山浙兵指万历九年(1581)在铜山五里亭设立的浙兵营,隶属南路参将,官兵450人,设把总一人,管辖从铜山到诏安一带的军事要地。

  福建南路参将府本部设在漳州,万历三十年迁到鹭门,鹭门即厦门。不管在漳州还是在厦门,每逢汛期,南路参将必须驻防铜山,所以在铜山也建有参将府。

  铜山参将府是福建南路参将的汛期指挥机关,行使督察备倭、指挥作战的职能。那时,“参将府则两汛驻防焉,海防馆则两汛按临焉。若分主道巡海道、巡历厅则暂修所为行台,或县令时至,则驻防馆内。(4)”

  从这段记载看,武官住在参将府,文官住在海防馆。巡海道、巡历厅的官员也经常来到铜山城,以至于要临时修建“行台”为办公场所。可见当年铜山城簪缨相望,冠盖云集。

  几年前,在铜陵顶街王氏古厝中发现了一块明代残碑。残碑用质地良好的梁山青石制成,高80厘米,宽60厘米,厚10厘米,下有二足,左上方一角残缺。

  正面刻字:“钦差巡抚福建右佥都御史赵克怀、巡抚福建监察御史杨四知、□□漳南道福建布政司参议甘来学、□□□□□建按察使副使邹墀。”背面刻字:“□□知府周铎、同知周裔登、推官聂应科、漳浦县知县王命爵。(5)”

  用现代职衔类比,他们分别是中纪委副书记赵克怀、省纪委书记杨四知、分管副省长甘来学、省公安厅副厅长邹墀。漳州市长周铎、副市长周裔登、司法局长聂应科、漳浦县长王命爵。立碑时间和其他内容已经损坏。《漳浦县志》记载,周铎万历九年(1581)任漳州知府。王命爵万历十年(1582)任漳浦县令。由此推断,大约在万历十年或以后,这些官员来到铜山城检查抗倭防务工作,住在城里的临时“行台”,这反映了铜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2、

  什么是汛期?适合航行的季节为汛期,反之为非汛期。在依靠风帆为动力的古代,由于受到风向和风力的影响,并不是所有时间都适合航行。台湾海峡每年10月至翌年3月多东北季风,风力达4~5级,有时6级以上。5至9月多西南季风,风力3级左右,而且7至9月多热带风暴和台风。

  每年春秋季节,倭寇南下琉球群岛,视其风向选择袭扰地点。东北风多,便直接进犯浙江;东风多,则选择攻击福建;北风多,就南下奔袭广东。夏天台风盛行,冬天风高浪急,不利于倭船航行。朝廷根据倭寇活动规律制定汛期,规定春汛从三月十五日开始至六月十五日止,秋汛从九月十五日开始至十一月十五日止,是为春秋两汛。按此计算,福建南路参将一年有五个月住在铜山城。每逢汛期,铜山水寨官兵“分哨四出,各防险要。”“非汛期则团泊寨澳,轮番出哨。”从浯屿到诏安梅岭的广阔海域,都是铜山水师的汛地,即警戒防守的水域。

  《铜山志》载:“参将府,益齐呼公建,又以西北旷地许民请佃居住,不征其税。天启丁卯(1627)被海盗烧毁。参将赵廷支府银三百,暂建于城内仓厂,今守备衙是其处也。(6)”

  这座参将府在什么地方呢?各种版本的东山志书都没有记载,民国版《东山县志》更是说:“其址莫考。(7)”从《铜山志》记载看,参将府的西北面有空地可以让百姓耕作和居住,并以“不征其税”为措施,鼓励百姓移居。说明参将府在城外,很可能在西门澳水寨兵营附近一带。从“暂建于城内仓厂”推测,与城内相对的是城外,因而,早期的参将府应当在城外。

  明朝初年,铜山所城内建有名为“永聚仓”的粮食仓库,分为“天地玄黄”四个单元,其位置在现在城内公园原址。天启七年,郑芝龙率舰队袭击金门、厦门、漳浦、铜山和广东沿海,纵横东南海上,所向披靡。铜山的参将府、水寨署、浙兵营均被烧毁,铜山城因其三面环海,城防坚固,幸免于难。

  崇祯年间,参将赵廷考虑到城外不安全,把粮食仓库移到别处,在“城内仓厂”原址修建新的参将府。《铜山志》还说赵廷“改仓厂为总兵府署,仓移他所。清康熙三年(1664)播迁焚圮。雍正十二年(1734)任文龙修葺之,并增三间于衙左,后守备官住焉。(8)”

  把城外的参将府搬到城内,怎么就变成了总兵府?崇祯年间,铜山并没有总兵级别的军事机构。总兵府的出现,是明亡以后的事情。很明显这是《铜山志》错误记载,而《东山县志》以讹传讹。

  3、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的四十年间,是铜山战火纷飞的年代,郑氏集团与清政府在此反复争夺,几易其手。根据《台湾外志》记载,铜山一直由隆武皇帝任命的平虏将军朱寿驻守。朱寿是铜山人,他管辖厦门以南,南澳以北地区。民国版《东山县志》记载:“朱寿,水师总兵,封平湖伯。(9)”平湖伯,应为平虏伯,取扫平鞑虏之意。在清朝,凡是前朝污蔑满族的字眼均以相近文字代之。朱寿以总兵身份住在参将府,因而改称总兵府。

  顺治八年(1651)三月,郑成功派遣张进以都督身份取代朱寿驻防铜山城。“顺治八年辛卯……三月,……张进代朱寿守铜山,陈霸守南澳。(10)”南明割据政权为了延揽人才,大量封官加爵,稍微有点能力,就封为总兵伯爵之类的,含金量并不高。朱寿贵为总兵,张进身为都督,其实他们手下没有多少兵,否则,后来郑成功也不用派郭义、蔡禄带兵到铜山协防。

  许多人认为张进的官邸在现在图书馆位置。其实他住在城内参将府,他驻防铜山期间,其官邸应称为都督府。《台湾外志》的记载提供了都督府在城内的证据。1661年,郭义、蔡禄密谋降清,带兵入城,控制四个城门,门卫向张进报告郭义、蔡禄反了。“进忙坏其印,却从后门登山,向北而走。(11)”他准备越过城墙,乘船逃走,看到没有船,只好返回。这些描述说明张进住在城内,也符合参将府的地理方位。

  康熙三年(1664)迁界,铜山城“摧城焚屋,致二百六十余年花锦文献之地,一旦邱墟。(12)”参将府因为张进引爆炸药的损坏,也因为迁界的焚毁,成为一片废墟。

  明朝的南路参将是汛期驻防,参将府不是常设军事机构。清朝的铜山参将府是常设的守备衙署,说明海上防卫的加强。而且,为了统一台湾,清政府一度在铜山设立总兵府和部院衙门,作为对台作战的指挥总部。

  民国版《东山县志》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副将詹六奇率民复界,以演武亭厅为衙署。旋总兵黄镐更筑西厅边房。”演武亭厅就是今天的图书馆,刚开始作为詹六奇的副将衙署,不久后,总兵黄镐驻防铜山,副将署升级为总兵府,也称为总镇衙。镇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师级。

  黄镐是水师总兵,下辖中、左、右三营和城守营,营略低于现代军队的团级。每营1000人,共4000人。其中中军营衙署设在石狮埕西边,《铜山志》记载:“中营衙在石狮埕右。(13)”根据左东右西原则,右边即西边。后续东山志书都省略了“右”字,造成确切位置的偏差。

  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昌继任总兵,至康熙二十三年结束。即从1680至1684年,现在的图书馆位置是总兵府。

  4、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统一台湾后,朝廷迅速裁军,降低铜山军事级别。康熙二十三年(1684),裁去一营,改镇为协,设副将,总镇衙降格为副将署。协相当于现代军队的旅级。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调整军事布局,南澳升格为总兵,管辖闽南、台湾、粤东海域军事。这就是民间俗称“南澳总兵管二省”的来历。这年铜山又裁去一营。

  康熙三十年(1691),铜山再次降低规格,又裁去一营,改协为营,撤销副将,降一级设游击将军。这样,铜山只剩下一个营,共有官兵984人,其中分防悬钟310人。把石狮埕西边的中军衙署搬到原副将署,即今天的图书馆。第二年,中军衙署废弃不用。从1680至1691年,共12年,石狮埕西边是游击将军衙署所在地。

  康熙四十八年(1709),铜山驻防升了半级,从游击升为参将,调汀州兵216人,补足1200人兵额(14)。把石狮埕西边的原中军衙署,改建为守备衙署,即参将府。那一带地势比较高,后来渐渐有了民居,人们以衙署为参照物,称呼那里为“衙顶”。直到现在,“衙顶”仍然是铜陵的专属地名,即现在孙家大院及周边地段。

  康熙五十七年(1718),参将郑耀祖“详请变卖,将银起盖城内参将府署地,而此遂为民居。(15)”这也间接证明原参将府在迁界时被焚毁,变成废墟,现在必须重新起盖。此后,参将府一直在城内,没有变动地址。雍正十二年(1734),参将任文龙修缮城内原参将府,并且扩大规模,“增筑三间于衙左”。

  从1709年到清朝结束的二百年间,铜山一直是参将驻守,兵额1200人。新中国建立之初,驻防东山的公安80团,兵员也是1200人左右。

  民国版《东山县志》记录了从雍正二年(1724)至宣统三年(1911)的187年间,共有125名参将在铜山任职(16),平均任期一年半。清政府担心武将掌兵,日久专权,因而调动相当频繁,一般任期一到两年,任期四五年的极少数。

  这些参将中,铜山籍人士有:朱昌明、朱廷谟、黄国哲、余定邦。任守备的铜山籍人士有:朱廷美、郭珊、黄定国、汪振扬、沈大超、朱振荣、黄鸣凤、朱辉山(17)。参将是统兵官,正三品,守备管理营务和粮饷,正五品。

  “民国元年(1912),福建都督派李心田为铜山参将。……民国二年,裁参将守备,改由军队驻防(18)。”从此,铜山结束了参将驻防的历史。

  1918年,东山大地震后,时任县知事孔宪洛把参将府改建为县政府。1939年县政府全部被日本飞机炸毁,1941年县长楼胜利以县政府遗址改建为中正公园,公园里耸立着纪念东山抗战的献机纪念碑。现在,“公园”成为地名指称,也成为当地社区的名字,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那里曾经是威名赫赫的铜山参将府了。

  注释:

  (1)陈振藻《铜山志》51页

  (2)陈元麟《海防记》。《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艺文》

  (3)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72页

  (4)陈振藻《铜山志》51页

  (5)黄炳钦《东山惊现明代官方纪事残碑揭开漳州知府的秘密》

  (6)陈振藻《铜山志》52页

  (7)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365页

  (8)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360页

  (9)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171页

  (10)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六第95页

  (11)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十一第167页

  (12)陈振藻《铜山志》3页

  (13)陈振藻《铜山志》54页

  (14)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74页

  (15)陈振藻《铜山志》54页

  (16)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02—207页

  (17)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173—175页

  (18)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76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0724

  

  1、

  谈起东山历史,自然谈起铜山古城,多数人只记得与古城联系密切的守御千户所,而淡忘了在军事上真正发挥作用的参将府。铜山千户所建于洪武二十年(1387),然而到了成化年间(1465~1488),千户所署居然倒塌了,《铜山志》记载:“至成化间倾圮。(1)”

  要多长时间没人居住,多长时间荒废,才导致一座军事指挥所倒塌,说明卫所制度早已名存实亡。这和腐败无关,天下太平日久,前线无战事,军备也就松懈了。任何事物,有压力才有应激机制。

  明朝有两个军事强盛时期,一个是明初洪武和永乐年间,另一个是嘉靖后期到万历前期。嘉靖年间,倭寇猖獗犯边,刺激朝廷大力加强东南沿海防卫力量,出现了战无不胜的戚家军,也建立了强大的水师。

  嘉靖三十八年(1559),朝廷合并了水师和陆军指挥权,把福建分为南、北、中三路,设水陆参将,隶属福建省指挥使司。“三十八年(1559),巡抚刘焘题请福建分为南、北、中三路,以漳州为南路,参将并水陆为一,辖铜山、浯屿等处。(2)”

  《东山县志》(民国版)记载:“漳州为南路,辖漳州、镇海二卫,并浯屿、铜山二寨。前部左营即铜山浙兵,前部右营即陆鳌土兵,每汛期常驻铜山。万历三十年(1602)移鹭门。(3)”铜山浙兵指万历九年(1581)在铜山五里亭设立的浙兵营,隶属南路参将,官兵450人,设把总一人,管辖从铜山到诏安一带的军事要地。

  福建南路参将府本部设在漳州,万历三十年迁到鹭门,鹭门即厦门。不管在漳州还是在厦门,每逢汛期,南路参将必须驻防铜山,所以在铜山也建有参将府。

  铜山参将府是福建南路参将的汛期指挥机关,行使督察备倭、指挥作战的职能。那时,“参将府则两汛驻防焉,海防馆则两汛按临焉。若分主道巡海道、巡历厅则暂修所为行台,或县令时至,则驻防馆内。(4)”

  从这段记载看,武官住在参将府,文官住在海防馆。巡海道、巡历厅的官员也经常来到铜山城,以至于要临时修建“行台”为办公场所。可见当年铜山城簪缨相望,冠盖云集。

  几年前,在铜陵顶街王氏古厝中发现了一块明代残碑。残碑用质地良好的梁山青石制成,高80厘米,宽60厘米,厚10厘米,下有二足,左上方一角残缺。

  正面刻字:“钦差巡抚福建右佥都御史赵克怀、巡抚福建监察御史杨四知、□□漳南道福建布政司参议甘来学、□□□□□建按察使副使邹墀。”背面刻字:“□□知府周铎、同知周裔登、推官聂应科、漳浦县知县王命爵。(5)”

  用现代职衔类比,他们分别是中纪委副书记赵克怀、省纪委书记杨四知、分管副省长甘来学、省公安厅副厅长邹墀。漳州市长周铎、副市长周裔登、司法局长聂应科、漳浦县长王命爵。立碑时间和其他内容已经损坏。《漳浦县志》记载,周铎万历九年(1581)任漳州知府。王命爵万历十年(1582)任漳浦县令。由此推断,大约在万历十年或以后,这些官员来到铜山城检查抗倭防务工作,住在城里的临时“行台”,这反映了铜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2、

  什么是汛期?适合航行的季节为汛期,反之为非汛期。在依靠风帆为动力的古代,由于受到风向和风力的影响,并不是所有时间都适合航行。台湾海峡每年10月至翌年3月多东北季风,风力达4~5级,有时6级以上。5至9月多西南季风,风力3级左右,而且7至9月多热带风暴和台风。

  每年春秋季节,倭寇南下琉球群岛,视其风向选择袭扰地点。东北风多,便直接进犯浙江;东风多,则选择攻击福建;北风多,就南下奔袭广东。夏天台风盛行,冬天风高浪急,不利于倭船航行。朝廷根据倭寇活动规律制定汛期,规定春汛从三月十五日开始至六月十五日止,秋汛从九月十五日开始至十一月十五日止,是为春秋两汛。按此计算,福建南路参将一年有五个月住在铜山城。每逢汛期,铜山水寨官兵“分哨四出,各防险要。”“非汛期则团泊寨澳,轮番出哨。”从浯屿到诏安梅岭的广阔海域,都是铜山水师的汛地,即警戒防守的水域。

  《铜山志》载:“参将府,益齐呼公建,又以西北旷地许民请佃居住,不征其税。天启丁卯(1627)被海盗烧毁。参将赵廷支府银三百,暂建于城内仓厂,今守备衙是其处也。(6)”

  这座参将府在什么地方呢?各种版本的东山志书都没有记载,民国版《东山县志》更是说:“其址莫考。(7)”从《铜山志》记载看,参将府的西北面有空地可以让百姓耕作和居住,并以“不征其税”为措施,鼓励百姓移居。说明参将府在城外,很可能在西门澳水寨兵营附近一带。从“暂建于城内仓厂”推测,与城内相对的是城外,因而,早期的参将府应当在城外。

  明朝初年,铜山所城内建有名为“永聚仓”的粮食仓库,分为“天地玄黄”四个单元,其位置在现在城内公园原址。天启七年,郑芝龙率舰队袭击金门、厦门、漳浦、铜山和广东沿海,纵横东南海上,所向披靡。铜山的参将府、水寨署、浙兵营均被烧毁,铜山城因其三面环海,城防坚固,幸免于难。

  崇祯年间,参将赵廷考虑到城外不安全,把粮食仓库移到别处,在“城内仓厂”原址修建新的参将府。《铜山志》还说赵廷“改仓厂为总兵府署,仓移他所。清康熙三年(1664)播迁焚圮。雍正十二年(1734)任文龙修葺之,并增三间于衙左,后守备官住焉。(8)”

  把城外的参将府搬到城内,怎么就变成了总兵府?崇祯年间,铜山并没有总兵级别的军事机构。总兵府的出现,是明亡以后的事情。很明显这是《铜山志》错误记载,而《东山县志》以讹传讹。

  3、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的四十年间,是铜山战火纷飞的年代,郑氏集团与清政府在此反复争夺,几易其手。根据《台湾外志》记载,铜山一直由隆武皇帝任命的平虏将军朱寿驻守。朱寿是铜山人,他管辖厦门以南,南澳以北地区。民国版《东山县志》记载:“朱寿,水师总兵,封平湖伯。(9)”平湖伯,应为平虏伯,取扫平鞑虏之意。在清朝,凡是前朝污蔑满族的字眼均以相近文字代之。朱寿以总兵身份住在参将府,因而改称总兵府。

  顺治八年(1651)三月,郑成功派遣张进以都督身份取代朱寿驻防铜山城。“顺治八年辛卯……三月,……张进代朱寿守铜山,陈霸守南澳。(10)”南明割据政权为了延揽人才,大量封官加爵,稍微有点能力,就封为总兵伯爵之类的,含金量并不高。朱寿贵为总兵,张进身为都督,其实他们手下没有多少兵,否则,后来郑成功也不用派郭义、蔡禄带兵到铜山协防。

  许多人认为张进的官邸在现在图书馆位置。其实他住在城内参将府,他驻防铜山期间,其官邸应称为都督府。《台湾外志》的记载提供了都督府在城内的证据。1661年,郭义、蔡禄密谋降清,带兵入城,控制四个城门,门卫向张进报告郭义、蔡禄反了。“进忙坏其印,却从后门登山,向北而走。(11)”他准备越过城墙,乘船逃走,看到没有船,只好返回。这些描述说明张进住在城内,也符合参将府的地理方位。

  康熙三年(1664)迁界,铜山城“摧城焚屋,致二百六十余年花锦文献之地,一旦邱墟。(12)”参将府因为张进引爆炸药的损坏,也因为迁界的焚毁,成为一片废墟。

  明朝的南路参将是汛期驻防,参将府不是常设军事机构。清朝的铜山参将府是常设的守备衙署,说明海上防卫的加强。而且,为了统一台湾,清政府一度在铜山设立总兵府和部院衙门,作为对台作战的指挥总部。

  民国版《东山县志》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副将詹六奇率民复界,以演武亭厅为衙署。旋总兵黄镐更筑西厅边房。”演武亭厅就是今天的图书馆,刚开始作为詹六奇的副将衙署,不久后,总兵黄镐驻防铜山,副将署升级为总兵府,也称为总镇衙。镇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师级。

  黄镐是水师总兵,下辖中、左、右三营和城守营,营略低于现代军队的团级。每营1000人,共4000人。其中中军营衙署设在石狮埕西边,《铜山志》记载:“中营衙在石狮埕右。(13)”根据左东右西原则,右边即西边。后续东山志书都省略了“右”字,造成确切位置的偏差。

  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昌继任总兵,至康熙二十三年结束。即从1680至1684年,现在的图书馆位置是总兵府。

  4、

  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统一台湾后,朝廷迅速裁军,降低铜山军事级别。康熙二十三年(1684),裁去一营,改镇为协,设副将,总镇衙降格为副将署。协相当于现代军队的旅级。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调整军事布局,南澳升格为总兵,管辖闽南、台湾、粤东海域军事。这就是民间俗称“南澳总兵管二省”的来历。这年铜山又裁去一营。

  康熙三十年(1691),铜山再次降低规格,又裁去一营,改协为营,撤销副将,降一级设游击将军。这样,铜山只剩下一个营,共有官兵984人,其中分防悬钟310人。把石狮埕西边的中军衙署搬到原副将署,即今天的图书馆。第二年,中军衙署废弃不用。从1680至1691年,共12年,石狮埕西边是游击将军衙署所在地。

  康熙四十八年(1709),铜山驻防升了半级,从游击升为参将,调汀州兵216人,补足1200人兵额(14)。把石狮埕西边的原中军衙署,改建为守备衙署,即参将府。那一带地势比较高,后来渐渐有了民居,人们以衙署为参照物,称呼那里为“衙顶”。直到现在,“衙顶”仍然是铜陵的专属地名,即现在孙家大院及周边地段。

  康熙五十七年(1718),参将郑耀祖“详请变卖,将银起盖城内参将府署地,而此遂为民居。(15)”这也间接证明原参将府在迁界时被焚毁,变成废墟,现在必须重新起盖。此后,参将府一直在城内,没有变动地址。雍正十二年(1734),参将任文龙修缮城内原参将府,并且扩大规模,“增筑三间于衙左”。

  从1709年到清朝结束的二百年间,铜山一直是参将驻守,兵额1200人。新中国建立之初,驻防东山的公安80团,兵员也是1200人左右。

  民国版《东山县志》记录了从雍正二年(1724)至宣统三年(1911)的187年间,共有125名参将在铜山任职(16),平均任期一年半。清政府担心武将掌兵,日久专权,因而调动相当频繁,一般任期一到两年,任期四五年的极少数。

  这些参将中,铜山籍人士有:朱昌明、朱廷谟、黄国哲、余定邦。任守备的铜山籍人士有:朱廷美、郭珊、黄定国、汪振扬、沈大超、朱振荣、黄鸣凤、朱辉山(17)。参将是统兵官,正三品,守备管理营务和粮饷,正五品。

  “民国元年(1912),福建都督派李心田为铜山参将。……民国二年,裁参将守备,改由军队驻防(18)。”从此,铜山结束了参将驻防的历史。

  1918年,东山大地震后,时任县知事孔宪洛把参将府改建为县政府。1939年县政府全部被日本飞机炸毁,1941年县长楼胜利以县政府遗址改建为中正公园,公园里耸立着纪念东山抗战的献机纪念碑。现在,“公园”成为地名指称,也成为当地社区的名字,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那里曾经是威名赫赫的铜山参将府了。

  注释:

  (1)陈振藻《铜山志》51页

  (2)陈元麟《海防记》。《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艺文》

  (3)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72页

  (4)陈振藻《铜山志》51页

  (5)黄炳钦《东山惊现明代官方纪事残碑揭开漳州知府的秘密》

  (6)陈振藻《铜山志》52页

  (7)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365页

  (8)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360页

  (9)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171页

  (10)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六第95页

  (11)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十一第167页

  (12)陈振藻《铜山志》3页

  (13)陈振藻《铜山志》54页

  (14)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74页

  (15)陈振藻《铜山志》54页

  (16)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202—207页

  (17)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173—175页

  (18)李猷明主编《东山县志》(民国版)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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