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部书何以斩获“宋奖”

2019年10月31日,我想在宋云斌的家乡浙江海宁分享第二届宋云斌古籍整理奖的奖项。 巧合的是,这三本书,《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肇域志》 《李太白全集校注》,从众多候选书籍中脱颖而出,属于四大传统书籍的经典部、历史部和收藏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分布均匀。

均匀分布,有三个图书组织者 《肇域志》学校总编辑之一谭启祥生于1911年,《李太白全集校注》的作者余贤浩生于1933年,《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总编辑张永全生于1956年。这三个人的年龄梯度约为20岁,可视为三代学者的代表。 更巧的是,回顾获奖图书《杜甫全集校注》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和第一届宋云斌古籍整理奖的典藏《史记》修订版,三位图书组织者(主编)肖迪飞、邱喜贵、赵盛群的时代也是这样分布的。 由于所有这些巧合,可以说宋云斌的古籍整理奖,一个民间奖项,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籍整理已经代代相传,并将永远延续下去。

《肇域志》:300年后遇见知己

2004年,整理本 《肇域志》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距1982年项目启动已过去了22年,谭其骧也已去世12年。2012年, 《肇域志》 被收入 《顾炎武全集》 ,而且独占6册与 《天下郡国利病书》 体量相当,并列第一。 《全集》 总共不过22册,这两种书占了半壁江山。 《肇域志》 不仅体量大,而且整理难度大。 《肇域志》 责任编辑蒋维崧曾说, 《肇域志》 的整理出版,“为成功编纂 《顾炎武全集》 扫除了最大的拦路虎”。 《肇域志》 ,(清)顾炎武撰,王文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638.00元 《肇域志》 是顾炎武编纂的一部明代全国地理总志。顾氏在自序中写道:“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 《一统志》 ,后取各省州府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 《肇域志》 征引了大量明代及清初的方志文献,涉及建置、沿革、山川、名胜、水利、贡赋等内容,其中不少文献已经失传,凭借此书才得以保存至今。尤其是顾炎武慧眼卓识,辑录的内容往往是各书的精华之所在,使得这些文献更可宝贵。不过,顾氏留下的 《肇域志》 ,其实是一部“未定稿”。他在自序中慨叹:“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庶后人之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不终泯没尔。”谭其骧正是顾氏所期待的“同志者”。 他知道《肇域志》的价值,并一再要求对其进行整理和出版。 1982年,谭启祥的提议被李一氓批准 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刚刚恢复工作,李一氓为组长。 随后,《肇域志》成为恢复工作后由团队确定的第一个关键项目。 为什么《肇域志》是第一个?谭启祥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顾严武写的。” 其次,它没有硬拷贝。 “《肇域志》没有硬拷贝,手稿不见了,世界上只有几份拷贝存在 因为它没有广为流传,所以实际遇到《肇域志》的人数非常有限。 整理这本书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 整理工作由谭启祥领导,成员不仅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王文楚和葛熊健,还包括朱容晖等云南学者。 多年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团队在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收集了大量历代地方志。云南有一份《肇域志》成绩单,整洁,保存完好,忠于原貌,后来被选为学校的基地。

比预期的更难组织。 难点在于如何统一风格,上海与云南的交流,更多的是文本。 《肇域志》最初还没有定稿,有很多错误。在反复抄写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错误,使得一些句子不可读,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查阅其他文件来解决。 在一个没有古籍数据库的时代,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992年,谭启祥去世,由王文初接任。 王文楚在书的后记中说,为了完成国家计划和谭启祥先生委托的未竟事业,“虽然我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我会尽最大努力尽快完成任务,为他的主人写一篇序言,以回报他在修行上的仁慈,安慰他在天堂的精神。” 编辑和出版手稿的过程同样困难。 蒋维崧曾与王文楚和本书负责校对的林雨生开玩笑说,拥有300多万字的《肇域志》版的出版是一大幸事,可以被学术界以数千种方式使用。 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信息汇编,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从头到尾阅读它。 我们三个人已经把整本书读了两三遍,这也是我们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情。 正是由于作者和编辑的不懈努力,《肇域志》一出版就成为清代顾严武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和学术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李太白全集校注》:退出以优化

第二届宋云斌古籍整理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葛赵广在上一次评审会议和随后的颁奖仪式上都强调了相同的观点:要选择优秀的古籍整理书籍,古籍本身必须首先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古书的意思不是很好,即使它们组织得很好,“在四个字中有10万个字是不能解决的”

就古籍本身而言,李白全集无疑意义重大。当然,凤凰出版社出版的 《李太白全集校注》 获奖,并不仅仅因为李白。 《李太白全集校注》 ,(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980.00元在 《李太白全集校注》 之前,已经有三种李白全集的当代注本问世。这三种注本,虽各有优长,但也不无遗憾。几经考虑,在李白研究领域耕耘了近四十年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郁贤皓,决定独立完成一部新著,将李白的全部作品一一进行校勘、辨伪、注释、考证、评笺。定义李白的“全部作品”,并不容易。刻于北宋末年的蜀刻本 《李太白文集》 ,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即使在这个版本中,也不乏伪作;在唐宋的众多总集、笔记、类书、地方志等文献中,还有不少不见于宋本的诗文署名李白。哪些为真?哪些为伪?前人不乏议论,时贤也有考辨。为了使 《李太白全集校注》 真正成为“全集”,郁贤皓做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对此,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评价:“李白名震天下,其作品在他生前就广泛流传,文集历几度聚散,前人更多指出其中多有伪作,而后世传说、补遗更不衷一是。前人编集,以多为胜,即有疑伪,多未深究。本书对前人疑伪所见,能折衷独断,务求客观。在存真去伪方面,能不为前说所囿,体现了截断众流、务求必是的胸襟气魄。 “优秀的古籍整理工作始终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 标点符号、校勘笔记和一年的学习可能很简单,但在几笔之后,它就不能与艰苦的学术探索分开。 无论是鉴别作品的真伪,注释李白的作品,还是评论李白的作品,都要求组织者准确把握李白的人生故事和写作语境。

余贤浩

《蜀道难》 的寓意,历来众说纷纭。在 《李太白全集校注》 中,郁贤皓提出:“李白初入长安,为的是追求功业,结果却无成而归。由此证知,此诗当是开元年间初入长安无成而归时,送友人而寄意之作。” 《梁甫吟》 作于何时?郁贤皓认为:“前人多因诗中有‘雷公’‘玉女’‘阍者’等形象喻奸佞,以为被谗去朝后所作。殊不知开元年间初入长安求取功业,就是因为被张等奸佞所阻碍,而未能见到明主,此诗正切合当时情事。”早在1978年,郁贤皓就发表了 《李白与张交游新证》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 ,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索。正如 《李太白全集校注》 责任编辑李相东所说:“多年以来,郁先生一直在细致地阅读李白作品和相关史料中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李白一生事迹、行踪、交游、作品辨伪的考证方面以及在对李白古风、乐府、歌行、绝句各诗体特点和成就的理论研究方面,郁贤皓先生不断推陈出新,都有非常精辟的发明。先后撰成论文数十篇,考证前人未知的行踪、事迹,作品辨伪,订正前人研究中的错误,勾勒出李白一生事迹的新轮廓,为李白研究开创了新局面。”郁贤皓把近四十年的李白研究心得都融入到了 《李太白全集校注》 之中。 然而,作为一个学者,余贤浩清楚地意识到学术研究总是在发展,而《李太白全集校注》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年代问题,“李白诗歌研究中最困难的是年代问题” 根据某些证据,大约有一半的诗可以准确地标注日期。许多诗歌不能被确定年代,有些只能推测他们的写作年龄。 我们只能等待地下文物将来被发掘出来得到证实。 "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终结”的雄心

《英藏敦煌文献》 《俄藏敦煌文献》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 ……近三十年来,随着分散在中、英、法、俄等国的敦煌文献陆续出版,以往敦煌学研究中获取资料的困难得到了极大缓解。然而,这些影印本大多按各机构收藏流水号编排,没有分类,学者利用不便。此外,俗字不易辨认、俗语词不易理解,也是学者在使用敦煌写本文献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重新编排整理敦煌文献,使之成为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是学界共同的呼声。1996年,怀着整理出一套敦煌文献“定本”的雄心,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主持的 《敦煌文献合集》 工程启动了。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张涌泉主编,张涌泉审定,中华书局2008年10月出版“我当时刚刚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回到杭州大学任教,毛头小伙一个,名不见经传,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不自量力提出如此庞大的敦煌文献整理工程。”回想起当年的情形,张涌泉感慨万千。有学者曾提出,在利用敦煌文书资料以前,必须先“由精于中国文字学,特别是敦煌汉文卷册所有的文字”的学者,“将其加以彻底与通盘的校录”。 敦煌写本中广泛使用的常见文字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印刷字体大不相同。敦煌文献中的俗语既不同于文言文,也不同于现代汉语。敦煌的许多古籍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书籍,这更好地保存了古籍的原始面貌。但是,由于手动复制,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错误.这些都是整理敦煌文献必须通过的检查点。 《敦煌文献合集》团队的大多数成员都接受过写作、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和其他专业知识的培训。许多学者擅长敦煌语言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 即便如此,他们一点也不敢松懈。 对于每篇论文,在定稿前至少要和图表核对三次。 经过近3000天3000夜的辛苦工作,《敦煌文献合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第一部分用600万字终于完成了。 张永全在附言中写道:“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晋升和就业需要‘成就’,但我们致力于的是一项远未实现的‘伟大事业’。” 没有时间写论文、读博士学位、参加学术会议(包括出国),也没有时间在周末陪家人去西湖游玩。除了打折的“寝具”,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个项目上 “虽然手稿已经送到中华书局,但作者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敦煌文献中有许多常见的字符,这些字符在计算机字体库中找不到,需要单独创建。 张永全称这本书为“世界上写得最多的手稿”,只有《王一》篇文章和6736个文字。 为了节省时间和方便作者的书面“监督”,出版社破例同意在杭州排字。 学者们经常来到排版室,坐在入口职员旁边,仔细解释字体的笔画和结构,以确保新创建字体的准确性。 “它大大提高了敦煌文献研究的整体水平”,“代表了当今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平”,“标志着敦煌研究的新方向”.《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出版后,学术界、新闻界和出版界都给予了积极的反馈,各种荣誉蜂拥而至。 由于《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已达到如此高的学术水平,人们对《敦煌文献合集》历史系、分科和收藏系的早日出版充满期待。 (中国图书日报特约记者/杜宇)

附录:第二届宋云斌古籍整理奖评选结果

1。宋云斌古籍整理奖和图书奖(共3项)

1。《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张永全编辑,中华书局编辑)

2。《肇域志》(谭王麒翔文初朱容晖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

3。《李太白全集校注》(余贤浩注释)。凤凰出版社)

2。宋云斌古籍整理奖和编辑奖(共1项)

周龙轩(人民文学出版社)

3。宋云斌古籍整理奖和图书奖(共1项)

《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王静国家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4。宋云斌古籍整理奖和编辑奖(共1项)

顾立丹(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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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第二届宋云斌古籍整理奖在宋云斌的家乡浙江海宁颁发 巧合的是,这三本书,《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肇域志》 《李太白全集校注》,从众多候选书籍中脱颖而出,属于四大传统书籍的经典部、历史部和收藏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分布均匀。

即使分发,也有三个图书组织者 《肇域志》学校总编辑之一谭启祥生于1911年,《李太白全集校注》的作者余贤浩生于1933年,《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总编辑张永全生于1956年。这三个人的年龄梯度约为20岁,可视为三代学者的代表。 更巧的是,回顾获奖图书《杜甫全集校注》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和第一届宋云斌古籍整理奖的典藏《史记》修订版,三位图书组织者(主编)肖迪飞、邱喜贵、赵盛群的时代也是这样分布的。 由于所有这些巧合,可以说宋云斌的古籍整理奖,一个民间奖项,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籍整理已经代代相传,并将永远延续下去。

《肇域志》:300年后遇见知己

2004年,整理本 《肇域志》 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距1982年项目启动已过去了22年,谭其骧也已去世12年。2012年, 《肇域志》 被收入 《顾炎武全集》 ,而且独占6册与 《天下郡国利病书》 体量相当,并列第一。 《全集》 总共不过22册,这两种书占了半壁江山。 《肇域志》 不仅体量大,而且整理难度大。 《肇域志》 责任编辑蒋维崧曾说, 《肇域志》 的整理出版,“为成功编纂 《顾炎武全集》 扫除了最大的拦路虎”。 《肇域志》 ,(清)顾炎武撰,王文楚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月出版,638.00元 《肇域志》 是顾炎武编纂的一部明代全国地理总志。顾氏在自序中写道:“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 《一统志》 ,后取各省州府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 《肇域志》 征引了大量明代及清初的方志文献,涉及建置、沿革、山川、名胜、水利、贡赋等内容,其中不少文献已经失传,凭借此书才得以保存至今。尤其是顾炎武慧眼卓识,辑录的内容往往是各书的精华之所在,使得这些文献更可宝贵。不过,顾氏留下的 《肇域志》 ,其实是一部“未定稿”。他在自序中慨叹:“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叹精力之已衰,惧韦编之莫就,庶后人之有同志者,为续而传之,俾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不终泯没尔。”谭其骧正是顾氏所期待的“同志者”。他深知 《肇域志》 的价值,多次呼吁将其整理出版。1982年,谭其骧的建议得到李一氓的认可。那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刚刚恢复工作,李一氓是组长。随后, 《肇域志》 成为小组恢复工作后确定的第一个重点项目。为什么 《肇域志》 是第一个?谭其骧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它是顾炎武著的。第二,它没有刻本。” 《肇域志》 没有刻本,手稿本不知所踪,存世的只有几种抄本。因为流传不广,真正见过 《肇域志》 的人十分有限。整理这部书的任务,就显得更为迫切。整理工作由谭其骧领衔,成员除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王文楚、葛剑雄等人,还有来自云南的朱惠荣等学者。多年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团队在编绘 《中国历史地图集》 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搜罗了大量历代方志,而云南藏有一部 《肇域志》 抄本,字迹工整、保存完好、忠实原貌,后来被选为点校底本。

整理的难度,远超乎预想。难度来自如何统一体例,来自沪滇两地的沟通联系,更来自文本。 《肇域志》 原本就是未定稿,纰漏颇多,在反复转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错误,致使一些语句无法读通,只能查考比照其他文献解决问题。在没有古籍数据库的年代,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992年,谭其骧辞世,改由王文楚总其成。王文楚在整理本后记中说,为了完成国家规划和谭其骧先生托付的未竟事业,“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尽力赶早完成任务,并代为其骧师撰写序言,以报答他培育之恩,告慰他在天之灵”。书稿的编辑出版历程同样艰辛。蒋维崧曾对王文楚和此书责任校对林虞生戏言:三百多万字的 《肇域志》 整理本出版,化身千百能为学界利用是一大幸事。由于是资料长编,今后不知有几人能从头至尾一字不遗地通读。而我们三人各自都全书读了两三遍,此亦是可以引为自豪之事也。正是因为作者、编者的不遗余力, 《肇域志》 甫一出版,在顾炎武研究、历史地理学研究、清代学术研究等领域便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李太白全集校注》 :后出转精

无论是在此前的评审会上,还是在后来的颁奖典礼上,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评审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都强调了同一个观点:评选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古籍本身首先要有比较大的意义;如果古籍本书意义不大,即使整理得非常好,“就像‘曰若稽古’四个字搞十万字,也不是个办法”。

就古籍本身而言,李白全集无疑意义重大。当然,凤凰出版社出版的 《李太白全集校注》 获奖,并不仅仅因为李白。 《李太白全集校注》 ,(唐)李白著,郁贤皓校注,凤凰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980.00元在 《李太白全集校注》 之前,已经有三种李白全集的当代注本问世。这三种注本,虽各有优长,但也不无遗憾。几经考虑,在李白研究领域耕耘了近四十年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郁贤皓,决定独立完成一部新著,将李白的全部作品一一进行校勘、辨伪、注释、考证、评笺。定义李白的“全部作品”,并不容易。刻于北宋末年的蜀刻本 《李太白文集》 ,是现存最早的李白集。即使在这个版本中,也不乏伪作;在唐宋的众多总集、笔记、类书、地方志等文献中,还有不少不见于宋本的诗文署名李白。哪些为真?哪些为伪?前人不乏议论,时贤也有考辨。为了使 《李太白全集校注》 真正成为“全集”,郁贤皓做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对此,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评价:“李白名震天下,其作品在他生前就广泛流传,文集历几度聚散,前人更多指出其中多有伪作,而后世传说、补遗更不衷一是。前人编集,以多为胜,即有疑伪,多未深究。本书对前人疑伪所见,能折衷独断,务求客观。在存真去伪方面,能不为前说所囿,体现了截断众流、务求必是的胸襟气魄。”优秀的古籍整理作品,从来都是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一个标点、一条校勘记、一处系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内容或许很简单,但寥寥几笔的背后,离不开艰辛的学术探索。无论是辨别作品的真伪,还是注释李白、评笺李白作品,都要求整理者对李白的生平事迹、创作脉络有准确的把握。

郁贤皓

《蜀道难》 的寓意,历来众说纷纭。在 《李太白全集校注》 中,郁贤皓提出:“李白初入长安,为的是追求功业,结果却无成而归。由此证知,此诗当是开元年间初入长安无成而归时,送友人而寄意之作。” 《梁甫吟》 作于何时?郁贤皓认为:“前人多因诗中有‘雷公’‘玉女’‘阍者’等形象喻奸佞,以为被谗去朝后所作。殊不知开元年间初入长安求取功业,就是因为被张等奸佞所阻碍,而未能见到明主,此诗正切合当时情事。”早在1978年,郁贤皓就发表了 《李白与张交游新证》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 ,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索。正如 《李太白全集校注》 责任编辑李相东所说:“多年以来,郁先生一直在细致地阅读李白作品和相关史料中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李白一生事迹、行踪、交游、作品辨伪的考证方面以及在对李白古风、乐府、歌行、绝句各诗体特点和成就的理论研究方面,郁贤皓先生不断推陈出新,都有非常精辟的发明。先后撰成论文数十篇,考证前人未知的行踪、事迹,作品辨伪,订正前人研究中的错误,勾勒出李白一生事迹的新轮廓,为李白研究开创了新局面。”郁贤皓把近四十年的李白研究心得都融入到了 《李太白全集校注》 之中。但作为学者,郁贤皓清醒地认识到,学术总是在发展, 《李太白全集校注》 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比如编年,“李白诗歌研究中最难的是编年。有确实根据可以正确编年的大约有一半左右,许多诗歌无法编年,有的只能大概推测其写作年代。我们只能等待今后有地下文物出土来加以考证。”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定本”的雄心

《英藏敦煌文献》 《俄藏敦煌文献》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 ……近三十年来,随着分散在中、英、法、俄等国的敦煌文献陆续出版,以往敦煌学研究中获取资料的困难得到了极大缓解。然而,这些影印本大多按各机构收藏流水号编排,没有分类,学者利用不便。此外,俗字不易辨认、俗语词不易理解,也是学者在使用敦煌写本文献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重新编排整理敦煌文献,使之成为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是学界共同的呼声。1996年,怀着整理出一套敦煌文献“定本”的雄心,浙江大学教授张涌泉主持的 《敦煌文献合集》 工程启动了。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张涌泉主编,张涌泉审定,中华书局2008年10月出版“我当时刚刚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回到杭州大学任教,毛头小伙一个,名不见经传,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不自量力提出如此庞大的敦煌文献整理工程。”回想起当年的情形,张涌泉感慨万千。有学者曾提出,在利用敦煌文书资料以前,必须先“由精于中国文字学,特别是敦煌汉文卷册所有的文字”的学者,“将其加以彻底与通盘的校录”。敦煌写本大量使用的俗字,与我们今天熟悉的印刷字体有很大区别;敦煌文献中的俗语词,既不同于文言文,更不同于现代汉语;敦煌本古书,有不少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较好保存了古书的原貌,但由于手工抄写,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错讹……这些都是整理敦煌文献必须要过的关卡。 《敦煌文献合集》 团队的成员,大都经过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专门知识的训练,很多学者以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见长。即便如此,他们也丝毫不敢懈怠。每整理一个卷子,至少与图版核对三次才能定稿。经过近三千个日夜的努力,作为 《敦煌文献合集》 的第一编,600万字的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终于完成了。张涌泉在后记中写道:“在这个躁动不安的年代,晋升聘岗都需要‘业绩’,而我们投身的却是一项遥遥无期的‘伟业’。没有时间写论文,没有时间去读博士学位,没有时间去参加学术会议(包括出国),没有时间在周末陪家人去西湖边徜徉,除了打了折扣的‘寝食’,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之中。” 虽然书稿交到了中华书局,但作者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敦煌文献中的很多俗字,电脑字库里没有,需要单独造字。张涌泉把这部书称为“世界上造字最多的书稿”,仅 《王一》 一篇,造字就达6736个。为了节省时间,便于作者“监督”造字,出版社破例同意在杭州排版。学者常常会来到排版室,坐在录入员旁边,仔细讲解字体的笔画、结构,以确保新造字字型准确。“极大地提高了敦煌文献研究的整体水平”“代表着当今古籍整理最高水平”“昭示着敦煌学研究的新的方向”……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出版后,无论是学界,还是新闻界、出版界,都给予了积极的反馈,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因为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达到了如此高的学术水准,人们对 《敦煌文献合集》 史部、子部、集部的早日问世,更是充满期待。(中华读书报特约记者/杜羽)

附录: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评选结果

一、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共3名)

1.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 (张涌泉 主编、审订,中华书局)

2. 《肇域志》 (谭其骧 王文楚 朱惠荣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3. 《李太白全集校注》 (郁贤皓 校注,凤凰出版社)

二、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编辑奖(共1名)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

三、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图书奖(共1名)

《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 (王京州 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编辑奖(共1名)

顾莉丹(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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